受到各方压力，高红霞很想念看守所中的丈夫李军刚。她在一块白布上给丈夫写信，一个人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。

A、一封没有寄出的信

高红霞控制不住自己，在一块白布上用黑色的笔给丈夫写信，写家里的欠账、写小儿子感冒了、担心丈夫的身体状况……这封信她不会寄出去，她要随身带着，“一个人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。”

23日下午，高红霞又哭了。

这次，张园长的妈妈亲自上门来要债，逼得高红霞实在没办法。

张园长是小博士幼儿园的老人了。2004年李军刚夫妇创立幼儿园时，他就被聘为园长，至今已经7年了。事故后，幼儿园欠了他370块钱工资。21日，他就找过高红霞，希望能拿到欠款。

高红霞并不是付不起这370块钱，但幼儿园还欠着另外41名教职工的工资。如果开了这个先例，其他人的工资恐怕也得还。这样算下来，她要支付4万多块钱。

高红霞说，7年来，她和丈夫一直靠高息借债来扩大幼儿园规模，政府没有投入一分钱。事故后，她整理了一下欠款，有57万元之多。她说，她现在实在拿不出4万多块钱来。

最终，高红霞给张园长的妈妈打了一张欠条。

事故后，李军刚以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批准逮捕，目前关押在正宁县看守所。事故后续处理、协调与原教职工的关系、照看孩子、应对媒体……这些事情，都只能由高红霞来做了。

高红霞说，官方并没有给她压力，反而是一些关于钱、人际关系的事情，让她感觉透不过气来。

事故发生前，家里忙的时候，镇上的邻居很乐意帮她照看两个儿子。但现在不行了。

高红霞说，她甚至感觉到邻居在有意跟她保持距离，“他们都知道我家里缺钱，怕找他们借钱。”

事故发生一个多月来，为了维持生活，高红霞分别以单价180元和230元的价格卖掉了11台电子琴和5个火炉。

生活的困苦让高红霞不断地想念丈夫，想到“心慌”。

高红霞控制不住自己，在一块白布上用黑色的笔给李军刚写信，写家里的欠账、写小儿子感冒了、担心李军刚的身体状况……

她说，这封信她不会寄出去，她要随身带着，“一个人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。”

现在，高红霞依然习惯用幼儿园特有的“周”来记事：第14周，她通过看守所的监控看到了丈夫来回走动的模糊身影；第15周，她发现庆阳市检察院来幼儿园补充调查。

电视里播出江苏丰县校车事故的时候，高红霞会根据遇难孩子的年龄估计他们的身高，再用手比划着身边逝去的孩子的个子。

她说，有时候她会从床头柜里拿出花名册，回想一个个名字后面的那些面孔和调皮。她想到遇难的武博艺，这个5岁的男孩不想读幼儿园，每次都要抱着他下车；还有去世的中四班的高佳程，“我喜欢用手摸她的头，像抚摸一条小狗。”

高红霞的娘家在余家咀村，事故中这个村有10个孩子遇难，另有多位伤者。事故后，高红霞从没回过娘家，“不敢，也不好意思。”

她说，她害怕自己做错的事情会以未知的方式惩罚到自己的孩子身上。她有一个很强烈的自我救赎的想法：要在逢年过节的时候，买一点东西，去每一个伤亡者家中看看。虽然她知道，肯定会有家长不原谅她，甚至会挨骂。

“家长永远都不能原谅我的。”

B、心理阴影初步显现

路小洋现在变得脾气暴躁：姐姐没有帮他拉好拉链，他就躺在院子中间打滚；他再也不想去上学，说学校“杀人”；看到黄色的汽车就说是校车，“碾人”；他把爸爸买给他的玩具汽车丢到院里，全部踩烂。

21日，于丹的爸爸于彦雄到幼儿园询问曾经交过的一份保险。不可避免地，他和高红霞谈起了齐耳短发、有一双大眼睛的于丹。

5岁的于丹在事故中头部受伤，伤势很重，入院时的情况很不乐观。这个长得很像妈妈的漂亮女孩昏迷了整整8天。醒来后，她一度行为异常、不会说话。

治疗33天后，于彦雄在12月19日晚带着于丹回了家。

由于左脑受伤，于丹的右手和右腿不灵活。字写得歪歪扭扭；右腿行动不便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。

想起入院时的凶险，于彦雄承认，现在算是很幸运了。他说，出院的时候，院长都说于家肯定“烧了高香”。

于彦雄希望女儿快点恢复，但又担心于丹的身体会留下永久性的后遗症，害怕她再也不能上学。

谈到这些的时候，于彦雄和高红霞一起哭了。

是否会留下后遗症还有待观察，但事故造成的心理阴影已开始在于丹身上显现。

于丹以前自己睡一张床，现在一定要和爸爸、妈妈、弟弟挤在一起；在睡觉的时候，她会突然惊醒，一巴掌打过来，拍在别人身上；她还开始尿床，憋尿的时候不再跟大人说。于彦雄说，有一天晚上，于丹连续尿了两次床。

于丹的情况，也发生在其他受伤出院的孩子身上。

事故中受轻伤的高倩，曾是一个“不怕人、野、疯玩”的女孩，见了车就蹦着往上爬。现在，她看到车就紧张，“有时候我们带她搭出租车去医院检查，她一定会先等我和妈妈上去，然后要求我们两个抱紧她。”高倩的爸爸高芳鹏说。

4岁的路小洋在事故中轻微脑震荡、后脑勺磕破。不过，他伤势不重并很快痊愈，只住了9天院就回家了。

但妈妈张芳霞说，路小洋现在变得脾气暴躁：姐姐没有帮他拉好拉链，他就躺在院子中间打滚；他再也不想去上学，说学校“杀人”；看到黄色的汽车就说是校车，“碾人”；他把爸爸买给他的玩具汽车丢到院里，全部踩烂。

多位伤者家属说，已经出院的孩子暂时都没有再去上学。

C、“女儿得在我们身边”

对一个靠打工维持生计的家庭来说，潜在的后续治疗费用就像一块悬在头顶随时可能坠落的巨石。不过，即使是这样，这些留守孩子的父母也开始意识到，与挣钱养家相比，和孩子在一起更重要。

矛盾的心理在伤者家属中普遍存在着：一方面，他们感激孩子能够活下来；另一方面，他们担忧孩子可能存在心理、生理后遗症，担心后续医疗费用。

对于受伤的孩子，政府制定的补助方案为：营养费20元x90天，1800元；家长护理费54元x（住院天数+15天）。出院后，政府不再负责其他费用。

按照这份补助方案，于彦雄在于丹出院时拿到了约4400块钱。

于彦雄说，他一度拒绝要这些钱。

他和镇上工作人员说，就算是孩子在普通事故中被碰了，碰的人也总得给些赔偿吧；况且，在外找个稍微好点的工作，一个月工资都有3000多块。“如果我拿了这点钱，我对不起孩子啊！”

工作人员表示无奈，说这是“上面”决定的。

之前，此次事故中的每位遇难者获赔43.6万元。

于彦雄说，于丹出院时拿回来两瓶药，他打算等女儿吃完后带她去复查，可是“一进医院就要花千把块钱”，如果以后真的有后遗症，怎么办？

对一个靠打工维持生计的家庭来说，潜在的后续治疗费用就是一块悬在头顶随时可能落下的巨石。

不过，即使是这样，这些留守孩子的父母也开始意识到，与挣钱养家相比，和孩子在一起更重要。

于彦雄说，在女儿刚满百天的时候，他和妻子就出去打工了，一年半后回家，“刚学会认人的于丹根本不认得我们。”

因为姑姑经常来家里玩，于丹见给自己买了很多东西的妈妈，喊“姑姑”；她的大眼睛一眨一眨，盯着爸爸，最终还是不知道喊什么。

事故前，于彦雄在江苏、兰州和上海等地打工。抱着在怀里撒娇的于丹，他说他非常后悔。

现在，于彦雄已经辞去工作，打算在家好好照看于丹。

高芳鹏则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，她打算把女儿带走，“她妈妈到时候也会从太仓来昆山，一家人在一起住。”

他说，女儿接过去后，一年大概要增加至少八千块钱的花销，“不赚钱也没关系，女儿得在我们身边。”

D、不敢走近幼儿园的男人

杨浩春曾想要回半个学期的学费，“但我实在没有勇气走到小博士幼儿园门口，我怕见到那些花花绿绿的卡通图案……”现在，这个开了十几年车的男人，也不打算开车了。

甘肃校车事故中，杨海军是肇事的校车司机，也是21个遇难者中的两个成年人之一。

由于热情、勤快、爱帮忙，杨海军生前在镇上的口碑很好。但这次事故中，他被认定超速行驶，需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。他生前积攒下的好名声也因此毁掉。

一则从其他村子流出的传言称，杨海军的棺材被愤怒的死者家属砸烂了。

他的家属也没有获得43.6万元的赔偿。杨海军的妻兄徐正荣说，政府只在杨海军下葬前后，给了家属1万块钱，而且“没有名义”。

失去杨海军，这个家庭几乎撑不下去了。

目前，杨海军19岁的女儿在西安一所学校读幼师专业；由于学习不好，他15岁的儿子还在村小学读6年级。

事故前，杨家种有5亩多烤烟，每年可收入1.7万元左右；杨海军在幼儿园开车，每月工资900元；妻子徐巧仍在幼儿园做饭，每月工资800元。

现在，烤烟成了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，但烟叶收割下来打捆后，每捆70多斤，徐巧仍说，她没有力气将烟叶扛进烘烤房里。

杨海军去世后，留下了一张一千元的存折和一张有243元的银行卡，这是杨家现在所有的积蓄。

不过，没有人知道这张银行卡的密码，家属必须到公安局开具死亡证明，再到公证处进行继承人公证。公证需要手续费200元，他们还要花费24元的往返车费和一个上午的时间。

杨海军的家属犹豫再三，至今没有去公证，也没有取出这243元钱。

同杨海军一样，杨浩春也是一名司机。事故中，他4岁的儿子杨梦飞遇难。一起遇难的，还有他堂兄杨春晓3岁的女儿杨亚静。

12月24日下午，杨浩春、杨春晓等人在杨浩春家围着火炉闲聊。

聊到事故的时候，杨春晓低着头，右手不断撕扯左手食指上的死皮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
杨浩春说，他给杨梦飞交了一个学期的学费，孩子不在后，他曾想去幼儿园要回剩下的半学期学费，“但我实在没有勇气走到小博士幼儿园门口，我怕见到那些花花绿绿的卡通图案……”

现在，这个开了十几年车的男人，以后也不打算开车了。

在生下一个女儿后，杨浩春的妻子因为输卵管堵塞，不能再生育。杨浩春36岁时，他们在县医院抱养了杨梦飞。

杨梦飞遇难后，在处理后事时，杨浩春曾向陪同他们的镇上工作人员提出，希望将妻子的病治好，镇上的人爽快地答应了。

后来，这个事情再也没有回音。

在家门口，杨浩春指着眼前用砖铺成的小道说：“看，这道上的砖头，还是孩子帮着铺上的呢。”（文、图/本报记者周清树甘肃正宁报道）

【来源：湖南红网】

【编辑：漫步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