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位失独母亲在网上纪念馆给儿子送完午餐哭了起来。儿子去世后，家里已失去欢乐。
一名失独母亲，举着她写给女儿的书《你曾来过》，背后是女儿的钢琴和画像。
一名失独父亲，满是皱纹的手里，捧着儿子小时候玩的玩具。
儿子生前送给妈妈的生日贺卡，小老虎依偎在大老鼠的怀里。儿子属虎，妈妈属鼠。
失独父母，这一曾被忽略的群体，正在进入公众视野。
他们，大多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赶上八十年代首批执行独生子女政策，人到中年遭遇独子夭折。专家估算，我国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，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.6万个。
北京市计划生育协会数据显示，截至2012年5月，北京失独父母人数为7746人，其中农村1269人，城市6477人，“这一人群年龄偏大，精神和身体状况欠佳，有一定的生活困难”。
记者调查，这些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“光荣一代”，除了丧失爱子的孤苦外，如今更担心疾病、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难题，但相关帮扶、保障体系滞后。
如何为这一群体提供有效的帮助，如何接手他们原本寄希望于子女身上的未来，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待解的课题。
■ 北京措施
7月20日，北京市计划生育协会表示，针对失独家庭的帮扶主要有两方面。一是政策帮扶，包括给予每人每月200元的扶助金，直至亡故为止。同时可享受特别扶助的，按较高标准执行。二是精神帮扶，即以“亲情牵手”项目为载体的亲情抚慰。2006年开始，北京市人口计生委、计生协在全市范围开展了生育关怀亲情牵手活动，鼓励大学生、部队官兵等青年群体，与失独家庭结为国策亲戚，为他们提供精神慰藉和亲情抚慰。
此外，“暖心计划”以独生子女死亡家庭为目标人群，为其提供养老保险、疾病身故保险、意外伤害身故保险、意外伤害医疗保险、残疾保险、烧伤保险以及女性重疾保险，重点解决这些家庭的养老和医疗困难，真正保障了这一人群老有所养，病有所医。同时，安康计划和服务计划与暖心计划相配套，对于没有发生意外理赔的家庭提供体检等服务，最大限度加大保障力度。
“儿子，好好看家，我们出去玩儿啦！”
房间空荡，整洁，甚至像宾馆一般一尘不染。
“儿子，我们回来啦！”
房间依然空荡，整洁，甚至像宾馆一般一尘不染。
董毅去世14年了。
心中难过时，董毅父母会离开北京去旅游。每次离开和返回，都会对着空荡荡的房间打招呼。
习惯以“某某妈妈/爸爸”相称
孩子离开后，董毅的妈妈通过网络，结识了许多同命相怜的家庭。北京的几家时不时聚一聚，“我们的痛，旁人怎么能了解？”尚未坐定，几位失独母亲的声音颤抖起来。
她们习惯以“某某妈妈/爸爸”相称，很少提及姓名。
“别人这么叫我们的时候，就感觉孩子还在。”57岁的“小男妈妈”，随身总带着一块手帕，“不知什么时候眼泪就流下来了。”
“董毅妈妈”挺羡慕“小男妈妈”，“孩子是因病离开的，好歹陪着走完了最后一程。”
1998年，20岁的董毅在去同学聚会的路上遭遇车祸，没有留下一句话。
“小男妈妈”也会羡慕“董毅妈妈”，董毅去世后，骨灰放在家中，“可以天天守着。”
小男去世后，很快入土为安。6年过去，每当刮风下雨，“小男妈妈”还有止不住的泪，“他一个人在荒郊野外、日晒雨淋，我心疼啊。”
64岁的“孙萌妈妈”，家境富足的她曾一心想为女儿创造更好的未来。
突如其来的疾病夺走女儿26岁的生命，前半生幸福清零，悲痛填满生活。
大年夜，她端着饭碗突然大哭，丈夫呵斥“这日子还过不过？”她一个人跑到女儿的墓地呆上两天两夜，哭着一遍遍抚摸冰凉的墓碑，直到手冻得没知觉。
女儿去世时，“孙萌妈妈”买下两块连着的墓地，准备百年后常伴自己的孩子。
起初，她想和女儿葬在一起，但想起女儿生前说喜欢住大房子，“就不跟她挤了。”
失独母亲的“软弱”和“悲凉”
45岁的“阳阳妈妈”，情愿自己是六七十岁，“那样可以离阳阳近一些，离现实远一些。”
孩子走后两年，老公开始很少回家，“阳阳妈妈”觉察出什么，但失去孩子的悲伤抽走了所有的力气，她没有过问。
直到有次深夜想起阳阳的时候，她给老公打电话，得到的回答是“儿子都走了，我跟你没什么关系了。”
最后，结婚20年的老公一纸诉状闹到法庭，说“夫妻感情破裂，要求分割财产。”
每一次开庭，“阳阳妈妈”都一个人。站在庭上，看着老公在律师和助手的陪同下，控诉婚姻有多么不幸，“阳阳妈妈”说“对人性心灰意冷”。
一审判决，离婚后房子归女方，她觉得一切该结束了，没想到老公又提起上诉。
“孩子没了老公就是唯一的依靠，就算不能依靠，也不能成为施害者。”“阳阳妈妈”的软弱让北京的几位姐妹又愤怒又心疼，“法律说保护女人，都保护哪里去了？”
一间不足10平米的平房外搭出个棚子，一半是厨房，一半是吴锐的“卧室”。
失去孩子后，离婚的吴锐寄居在80岁的父母门外，一晃十几年。
逼仄的斗室内，她和父母在距离电视不足一米处一字排开。
电视里画面跳动，他们却如三尊雕塑。
吴锐的妈妈说，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。吴锐每个月领到的200元补贴，大多都要用来控制病情，“我们活着，她才活着，那以后呢？”
记者调查北京多位失独父母，他们孩子都是在十几岁至二十几岁之间，因疾病或是意外去世，大多没有结婚和下一代。
失去孩子那年，孙文霞(化名)39岁，原本有再生一个的机会。孩子生前巨额的治疗费，让她几乎没来得及悲伤，就背上债务继续生活。债务还清已是2011年，孙文霞已快60岁了。
更多的是已没有生育的机会。
女儿离开后，“孙萌妈妈”曾尝试过抱养一个孩子。当她走进孤儿院，孩子们“哭喊着我就呆在这里，我不跟你走。”她的心瞬间凉了，“不是我的，就不是我的。”
“小男妈妈”说，抱养孩子在失独群体中并不是太多，“这跟爱心真的没有关系，父母亲总会跟自己离开的孩子比，精神负担更重。”
害怕“老无所依”的明天
焦虑，时不时在失独父母心中弥漫。
谈到现状，他们总会做一组比较：
首先跟失去孩子的年轻父母比——他们好歹还年轻，还能生育，还会有孩子，还有希望。“我们呢？”
然后是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——不管子女怎么忙，他们总归有个盼头儿。逢年过节，还可以共享天伦。看病抓药，总还有可以依靠的人。“我们呢？”
接着是没有子女的孤寡老人——他们没有拥有过，又怎么会因为失去伤心。再者说，他们可以成为五保户，成为政策关照对象。“我们呢？”
……
有一天走不动了，生病了不能去挂号，还遭到保姆的欺负……
这是“孙萌妈妈”经常想象的场景，“我不怕死，怕病。”她说。
“锥心泣血，悲天怆地，撮土焚香，母为儿祭。”每年儿子祭日，61岁的“李昭妈妈”都会写诗寄托哀思，黑体加粗的方块字堆砌着她对儿子的思念。
“国盛家破今日，老无所依明天”去年的祭词，李昭妈妈这样写道。
养老、医疗，成为大多与共和国同龄的失独父母，最大的共同焦虑。
新闻里说北京好点的养老院排号要10年，还说年纪大一些的失独父母寻找养老院，被对方以“没人签字，出了问题谁负责”理由拒之门外。
这些都会让他们紧张万分。
调查期间，记者针对失独父母找养老院向海淀、朝阳、大兴等地多家养老院咨询，得到的答复是入住养老院一定要有监护人(多为子女)签字，如果没有必须有所在街道或工作单位提供的相关证明。
“去哪儿找证明？谁愿意管这摊子事儿呢？”失独父母的担忧并不是没有来由，无论是所在社区还是原工作单位，都没有承担这项职责的部门。在养老体系本身存在着种种掣肘的背景下，这些失去依靠的父母们无疑更加忧心忡忡。
“即使养老院没这么多问题我们也担心。”“李昭妈妈”脑海中会时常浮现年老的自己出现在养老院里的样子，“别人的儿女定期来看望，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。”
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总结，无人养老，无人送终，是很多独生子女夭亡父母普遍担忧的残酷现实。而入住社会养老院又面临着重复的刺激与伤害。
穆光宗直言，失独群体的产生是计划生育政策必然产生的结果，“我们应该善待他们，他们响应国家号召才走到了今天，他们老了，政府应该关心帮助他们，让他们有自己的家园，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，让他们有安宁的晚年。”
对“玻璃心”的尴尬救助
失独群体进入公众视野后，一组数据被反复提及：据专家估算，目前全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，与此同时，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.6万个。
北京市计生委此前披露，目前北京共有3900个“失独”家庭，其中涉及7746人。
与之对应的是，自2007年我国出台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开始，年满49周岁、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，按照规定可以每人每月领取不低于100元的扶助金。
在北京，这项补贴自2008年开始发放，数额为每人每月200元，直至亡故。
此外，根据北京各区县情况，独生女子亡故后，女方年满55周岁，男方年满60周岁，可一次性领取5000元到10000元不等的补贴。
“哦，是领那个死了孩子的补贴是吧，给，填这张表。”“孙萌妈妈”在领取这笔钱时，街道干部的话再次伤害了原本脆弱的心。
“董毅妈妈”看到区政府计生网站有个“公众留言”板块，满怀希望地留言呼吁关注失独群体。得到的答复是“您好，您的建议我们会向有关领导反映，同时感谢您对人口计生工作的关注。”
“根本就不体会我们的感受。”这样的官方辞令，也让“董毅妈妈”感到失望。
2008年，因领失独取补贴要进行公示，“李昭妈妈”跟街道产生激烈的争执，最终在中国计生协相关领导的干预下才没有公示。
“一公示，所有人都知道了。”“李昭妈妈”说，“干吗还要撕开我们的伤口给别人看。”
“董毅妈妈”说，曾有个公益组织要捐助北京一个生活困难的失独者，她帮忙联系街道，对方回复“大姐求求您了，我们街道自己救助她，别让她去成吗？”
今年的母亲节后，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廖琦立拍摄关于失独群体的纪录片，遭到街道计生人员阻挠，不得不改到哈尔滨拍摄，定名《玻璃心》。
11年前规定“必要的帮助”
事实上，2001年底颁布的《人口和计划生育法》明确规定，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、死亡，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，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。
但“必要的帮助”是什么，具体谁执行，如何实施，均没有提及。
“政府是知道这一群体存在的。”2002年前后，《北京文学》社长兼执行总编杨晓升通过对6个失独家庭的探访，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《只有一个孩子——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》。
这部报告文学的命运同样悲情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最终没有出版。
“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攻击计生政策，而是探讨如何解决这个日渐庞大的群体面临的问题。”10年过去，杨晓升构想的救助体系依然没有出现。
在北京，一些尝试在慢慢进行。
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在3年前联合辖区内的失独家庭组建“新希望家园”，通过组织活动、心理互助等帮助失独者走出心理困境。
丰台区的民间团体瑞普华老年救助基金会正筹划公益组织“萤火虫公社”，搭建平台帮助失独者实现自治。
北京市计生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透露，未来计生委和计生协会在政策、经济和情感三个层面加大对失独群体的关注和帮扶，解决他们面临的生活和心理难题。
“正视这个群体的存在”
“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，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。”7月16日，国家计生委原巡视员、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原理事长苗霞说。
自1988年从事计生工作，历任国家计生委机关党委书记、纪委书记等职，原本到了退休年纪的苗霞，自2002年一直关注失独群体，“有责任去推动些事情。”
在苗霞看来，这一问题并非突然出现。同时，因深刻了解失独群体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，以及公众对计生工作的负面情绪，苗霞坦陈“发泄情绪容易，但要真正解决问题，需要一个完善的机制和体系。”
比如通过修正法律中定义模糊的条文，将扶助独生子女伤残、死亡的责任明晰，让失独者们不再求助无门。
比如现行计生特别扶助制度，只针对49周岁之后失独父母，“但失去孩子到49周岁之间的真空期可能是他们最痛苦无助的时候。”
比如各级政府部门设立专门负责失独群体的组织，失独者遇到各种困惑都能及时给予帮助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求助无门。
“这些都是我们的框架设计时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。”苗霞透露，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做失独群体的基线调查，了解他们面临的切实困难，以确定最后的框架中着重做哪些工作。
“所有的基础是，国家、政府以及全社会都应该正视这个群体的存在。”苗霞说，“要有一个共识，他们不是负担和不稳定因素，而是一个又一个绝望的、受伤的、对未来失去信心的父亲母亲。”
同时，她认为失独问题绝不仅仅是计生问题，离不开全社会共同的关爱与帮助，“如何帮助他们，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他们，真正关乎社会稳定，也真正考量一个国家的文明”。